杨永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。
在“十八岁就已经老了”的戏谑语境中,他已经不能再老了。
但是,岁月赋予给他的不是损耗与压力,而是从容和豁达的沉淀。
不同于马苏、温峥嵘等实力演员在《演员请就位》的抱怨,他认为自己正值壮年、甚至青年,仍然保持前行的姿势,弥久愈香,弥久愈坚。
他有两个履历。
一个是行政履历:拖拉机手、清河村生产队长、东升乡乡长,海淀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,北京市劳模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……他是兢兢业业的人民公仆。
另一个是艺术履历:海淀区美协理事、副主席,北京市美协会员、理事,中国美协会员,松石友画会八友之一……他以画松见长,蜚声当代画坛。
这两个履历消除了行业和领域之隔,形成难以置信的矛盾合体:朴实的农民和洒脱的梦想家、传统艺术的坚守者和改革时代的开拓者、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和为民服务的乡长……
单看那双手,粗壮的拇指、粗大的骨节、粗砺的手掌,任谁也想不到,它能创造出那么精到的美术作品,并且在中国美术馆、北大百年纪念讲堂、四川省博物院、韶山图书馆、荣宝斋等高雅之堂展出。
他的老师、“梁氏黄山树年松”开派宗师梁树年大师称赞道:“勤政有闲兼弄墨,好山好水体民情。”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《艺术》杂志执行总编杨庚新说:“永安着意表现雄浑博大的意境,……预示着松柏(绘画)艺术的一场突变。”
清华美院教授杨琪赠诗:“青松翠柏冲云霄,威武雄姿不折腰。”
圈里都称呼他“乡长画家”。尽管他并不太认可这个雅号,但这无疑是属于他的特殊标签。
那么,从农民到艺术家的距离,究竟有多远?
①这个距离,可能是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
成功皆源于梦想,成于实践。马云说,如果不去采取行动,不给自己的梦想一个实践的机会,你永远没有机会。
杨永安从小就有一个当画家的梦想,跟同门师兄弟、科班出身的李春海、徐鼎一相比,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,但是无论环境和条件如何变化,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写写画画。
1949年10月,他出生于北京清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兄弟姊妹六个,他是老大。这个贫困家庭有两个文艺元素:母亲会画鞋样、裁剪衣服,父亲上过三年私塾,会写毛笔字。杨永安一直笃定,他的梦想,一定是受了这“唯二”的影响。
梦想的端倪出现在清河中心小学的三二班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文艺相当匮乏,小人书是所有孩子的梦想。他得到了一本连环画小人书--《岳飞传之十三双枪陆文龙》,在课堂上悄悄描摹,被班主任发现,受到严厉的批评,美术老师却毫不吝啬地表扬了他,使得他自信地认为,自己拥有画画的天赋,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画家之梦。
当头棒喝随后便来。初升高,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,专业考试两道题,一是大卫石膏像素描,二是“接班人”主题画。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基础训练,都是靠自己瞎打误撞,第一题自己考砸了;第二题考得还不错,他画的是一个拖拉机手。一位评委老师断言,杨永安基本功太差,当不了画家。相比落榜,这句话对他的打击更大,却也激起了他“一定要当画家”的倔强。
后来,他上了北京二十中。从家到学校的途中,有一株千年古松,繁盛蓬勃,苍然遒劲。每次路过,都忍不住多看它几眼。他拿起画笔,想把它画下来,可画来画去,始终画不出它的气势。他想,要是有一位老师指导,该多好。
随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到来,他报考美术学院的机会和梦想被断送,不得不回乡务农,真的成为光荣的接班人,当上了拖拉机手。
这位拖拉机手大大出了一把风头。
队里有一台拖拉机,运输任务并不多,他觉得有些浪费,就把胶胎改装成带耙犁的铁轮,用来翻田犁地,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。北京农业机械研究院的研究员下来调研,把他拍成照片,印在这种机型说明书封面上。
他还有一个改进成果,自制垛垛机,用来堆麦桔。因为操作不当,他的食指指尖被切了下来,短了一截,以至弹不了古琴。
劳动的辛苦以及受伤,对于出身农家的杨永安来说,算不上什么。
令他苦恼的是,那时已经没有正经的课堂,找不到一个能够教他的老师,他仍然只能靠自学。
社员们插秧播种、挖沟种树、“三夏三秋”等等各种场景,都成了他的笔下写生的素材。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,临摹了一遍又一遍,囫囵吞枣,看到什么就画什么,盲无方向。
这种不务正业,免不了受到批斗。此时父亲也被批斗,得了精神分裂症,作为长子的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,不得不把梦想深埋心底。
好不容易等到“**”结束,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,重拾梦想,但是队上的贫协通知,他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。
贫协只有贫农成份才能加入,他是佃中农出身,进不了,但他的爱人是。
爱人欧长兰是烈士之女,其父欧永顺,曾任昌平区歇甲庄村农会主席,1947年被还乡团吿密而遇害。爱人告诉他,是全票通过的,大家都说杨家那小子是个人才,能折腾,一定能带领全队致富。
这种信任,无法拒绝。同时,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脱贫致富的梦想。
杨永安接受了这一任命,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这份责任和使命,也是这年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这一年,他28岁。
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依然故我,而他的画家之梦越来越远。
②这个距离,可能是漫长的两个十四年
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组成。
在杨永安的艺术人生中,也有这样的偶然。
从1978年出任副队长步入仕途,到1992年5月成功拜师,成为梁树年先生的关门弟子,十四年。
从拜师成功,再到2005年恩师仙逝,又一个十四年。
两个十四年,是一个偶然。
两个十四年,谁可坚持如此之久?
首位访华的法国元首蓬皮杜说过,命运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。
两个十四年,杨永安正是经受了这种命运的考验,才把偶然变成必然。
2006年,杨永安与同门师兄李春海、李发增、高北峰、程振国、周曦、赵刚、张进、张和平等人,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松石友山水画展--纪念梁树年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”。
他参展的十幅作品,都是六尺整纸以上的大幅画面。杨庚新评价说:“与松柏结缘,始于画松,成于画松,追随恩师的足迹,永安初告成功。”
这一年,杨永安57岁。
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,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,他的作品必须不同于古人先辈和同辈同仁,带有明显而深刻的自我印记,即“做自己”。而他,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,党的纪律要求他不能“做自己”,必须“为大家”,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。
那么,在这种两极的矛盾之路上,他是如何实现破茧成蝶的?
很多人对此感到好奇。
1985年2月,杨永安以市劳模身份参加表彰大会,第一次见到梁树年大师的作品。
那是四幅松树图,从左至右依次是溥杰、魏紫熙、梁树年、刘宝纯,都是大师级人物,画得都是松。他感到,“尤其是梁树年老师的松,纯水墨画的,最精彩!”
他想拜师。
梁树年乃张大千大风堂正式弟子,画坛一代宗师也。杨永安知道,大师绝不轻易收徒,他此时的水平差得不是一星半点,又怎敢攀大师的高枝。
另一方面,从三队调任四队队长之后,通过推广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引进无锡茭白种植技术,用了三年时间,使生产队社会的收入水平居于全村第一。乡里起用这个能人,让他当清河村委会主任。
从队到村,工作量大大增加,又有前面的成绩标准为参考,上级和全村村民对他的期望更高,怎敢有负?怎可轻言拜师?
1986年10月,他再次邂逅梁树年先生的作品。
那天,杨永安带队到中关村进行项目考察,用自己的画引起了项目负责人的关注,答应到他们村进行可行性调研。
谈判结束后,他们到海淀长征饭庄就餐,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丈二匹作品,正是梁树年先生的《松青柏翠图》。他感到十分亲切,仿佛当年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,在他的笔下完成了一般。
他心里想,反正梁老师也在北京,有这地利,去看看也是好的。接着,他又想,自己的绘画水平没什么突破性进展,没准备好,万一被拒绝,再想拜师,就难了。所以,没有贸然成行。
常言道,缘分来了,挡也挡不住。
一个意外的机会,杨永安主任得知,梁树年先生的内弟徐岳宾就住在他工作过的清河四队,深感惊喜和遗憾。
惊喜的是,有了人和,离拜师更进了一步;遗憾的是,近在咫尺,却不知。
被杨永安称呼为徐大爷的徐岳宾,早年曾与梁树年、郭传璋一道拜北京名家祁井西为师,中途改学了会计。徐岳宾自然知道杨永安学画,对他的人品和才干多有称赞。因杨永安专程登门拜访,才知道他仰慕梁树年,当即拿出家里收藏的梁树年三幅作品,给他观摩,甚至让他拿回家去临摹,连借条都不用打。
杨永安对大师之作个中奥义更多了一层体会,拜师的念头更加强烈。
著名印象派画家惠斯勒说,艺术可遇不可求--它不会因为你是平民而对你视若无睹,也不会因为你是王公而对你青眼有加。天时未到,即使是最睿智的人也不能使艺术品诞生。
杨永安有了地利、人和,还缺天时。
清河村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,电焊机厂、盒子房厂等各项工程先后上马。村里工作不分工作日、休息日,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,自学和跟老师上课,在时间上不能保证。他只能抑制住内心拜师的冲动,一边苦练基本功,一边推进工作。
直到1992年,这个拜师时机才姗姗来迟。
他被选举任命为东升乡副乡长,上班八小时制度,有了一定的业余时间。且经齐白石艺术函授学院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学习,在花鸟、人物、山水、书法、篆刻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,并成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。尤其通过临摹梁树年的画作,对“梁氏黄山树年松”画法有了较深刻的领悟。
十年磨一剑,他认为可以拜师了。
1992年4月17日,在徐大爷的引见下,杨永安带着12幅作品和一本篆刻拓本,前往红庙北里梁老寓所登门求教。
梁老看过他的作品,并无多言,只在他篆刻拓本的扉页上题字:“方寸之中有大块文章,永安篆刻家勉之。”并另送一幅简笔《松石图》,送客出门。
杨永安心里忐忑,大师既用了“篆刻家”称谓,是不是婉拒了拜师之请?
徐大爷说,简笔松只送学生不送友。
杨永安大喜,遂于5月29日,备了新茶,采了月季,正式登门拜师,成为梁树年大师的关门弟子。
这一年,杨永安43岁,梁树年81岁。
③这个距离,可能是一勾一划之中的顿悟
回顾杨永安的艺术历程,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,1990年以前,以临仿为主,兼及写生创作,注意三者的关联贯通;第二阶段,1990年--2006年,以写生、创作为主,兼及临仿。第三阶段,即2006年至今,基本不再临仿,主要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创作。
当然,这样的划分并非绝对,临仿、写生、创作亦有交叉,前段学中创,重点在学;后段创中学,重点在创。
行政工作要严谨,艺术追求要浪漫,杨永安在这“一线天”之路,走出自己的路。
靠什么?靠的是悟性。凡事三悟,悟定而行,行而必达。
1992年秋,杨永安第一次与恩师同行,前往昌平黑山寨写松。
恩师观树,他察恩师。他发现,恩师与人不同,不拍照,不速写,而是眼观手摸。大师曰,事物记心间,才能胸有成竹,下笔有神。
这句话让杨永安不能动笔。之所以不能,是因为他只记住了大概,没有记住细节。之后,他又自己抽空去了几次,每去一次,都能悟出一点新的东西。
他做到了“记”,如何才能有“神”呢?
数年后的某一天,他突然顿悟。
盘龙松者,龙也,以龙形为其神,岂不妙哉!
八尺作品《盘龙古松》挥毫而就,这“就”,已是八年之后的千禧年。
杨永安惴惴然交作业,请恩师指点。大师只言“胆子大”,再无多语。
多日后,九旬大师亲登门,与爱徒谈论《盘龙古松》,更赠以两幅画作和一封手札,徒受宠若惊。
大师说,主体甚好,有神,然辅体有不足。大师亲手上笔,改石头,补石形,授技传法。徒窃喜,八年得一悟,值也。
每每忆及此事,杨永安莫不心动。
恩师仙逝之后,杨永安含涕作《豆村赋》:“夫豆村者,合而为树,乃恩师梁树年先生之号也。……豆村翁,如绝壁之松柏,有杨柳之怡风,育桃李之绚彩,教后学之德能。余遇恩师,幸乃三生。步画坛之幼木,得栽培之身成,享夏日之浓萌,暖体躯于寒风。夫师道之恩不可忘也。至勤学于刻苦,继师承以发扬,乃师之所望矣。”真情留于字间,悲苦藏于行里。
艺术创作需要灵感,灵感其实就是顿悟。可这东西像一个矫情的怪物,来无影去无踪。想有拥有,还需平时积累。
自拜师后,杨永安每个月都交作业,多的十五六幅,少的六七幅,从不没有中断过,而且每一幅都有思想融于其中,绝无敷衍。在他编著的《师情画忆--我和恩师梁树年先生》的书中,收集了不少这类点评作业。
老师但有点评,他都在回家之后,默记于作品背后。
如:“1996年6月19日下午,梁老观此画指正:松树用笔小、细、压不住画面,松树再大一些,用笔粗一点,路再加一些隐盖处,远松圆滑,远山右边的不太好,应有灵气。”
如:“1994年7月2日下午,梁老指正:1.远山画的好(远山难画好);2.笔墨臃;3.上边小路变化圆,下边树要大一点;4.右边山掩上云,不要受云所限制,放开画。”
这种苦修与坚持,有几人能做到!能够做到这种苦修与坚持,还只是成为艺术家的基础而已,更需要累积之下的顿悟和突破。
④这距离,可能是政德与艺德之间的双修之路
陶铸在《松树的风骨》一文中写道:“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,也不需要谁来灌溉,狂风吹不倒它,洪水淹不没它。严寒冻不死它,干旱旱不坏它,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,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!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!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。”
这是杨永安最喜爱的一篇文章,画松亦因此“油然而生敬意”。他说,画松者,必先具松之德行,所行之路则少病魔,所画之松则多风骨。
说来易,行且难。对于农民、乡长出身的画家杨永安来说,更难。
为政与修艺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而杨永安,把不可能变成可能,其中秘诀,便是“把自己变成一棵松”,以松德正己德,以政德正艺德,再以艺德养政德。
他在东升乡副乡长、乡长岗位工作的十六年,也是东升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十六年,钱权利的诱惑无时不在。
形容这十六年,他用了个词:如履薄冰。但他说得轻松而坦然,这说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为政之德,贵在忠诚。
他陪伴了五任乡党委书记,皆赞其德。
他经历了数次审计,无一不是轻松过关。
他在副乡长任上主导创建的东升科技园,如今是海淀经济的一颗明珠,2019年园区产值达252亿,税收为22.5亿元。
2006年,他退居二线,原本可以全心投入绘画事业,主动承担起编写《东升乡志》的任务,历时三年,四十万字。
跟他同事多年的**说,杨永安是外表敦厚,却有一颗开拓的心。正是这种开拓精神,才使他不安现状,为东升乡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就像网络世界,点击鼠标即可随意切换一样,他在政与艺之间彼此呼应。
为政忠诚与开拓精神又体现在他习艺之路上,形成了不断谋求突破的艺德。
学习前辈却不拘泥于前辈,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。
第一个突破,在画法上从中景到近景的突破,如此以来能够给以一种更加强烈的震撼和现场感。
另一个突破则是广泛结交武术名家,从他们的形式和形态上寻找画松的突破点,将武术的动作融合到松柏画里,使得画出的松柏更拟人化。
于是,他的松独具一格!
从农民到艺术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?
说远则远,说不远则不远,只在双脚之间!
双脚迈开,可以行千里;两脚并拢,可以观已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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